我叫鲁滨逊,1632年出生在约克市的一户体面人家。我父亲是从德国不来梅来的外乡人,做生意发了家。
作为家里的老三,我从小就心猿意马,一心只想着出海远航。父母想让我学法律,但我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,除了航海。
十八岁那年,我悄悄来到赫尔港。一个朋友正要乘船去伦敦,他怂恿我一起去,说不用花我一分钱。我脑子一热,连招呼都没跟父母打,就登上了那艘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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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船后不久,我就想起了父亲。老克鲁索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卧室,因为他患有痛风,不能走远路。
他泪流满面地劝我:"中产阶级是最好的位置,既不会陷入体力劳动者的辛苦,也不会受累于上层阶级的野心。"
说到我那阵亡的大哥时,父亲更是情难自抑,泣不成声。他说,只要我在家,他就会尽力帮我;如果我出海,他就和我没关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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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51年9月1日,一个注定凶险的日子。我们的船刚驶出亨伯河,风就开始劲吹,波涛汹涌而来。
我从没出过海,身体恶心,心里吓坏了。每一道波浪都像是要把我们吞噬,船每次翻滚时,我都以为它再也浮不起来了。
我发了许多誓:如果上帝饶了我的命,让我双脚重新登陆,我就回家,再也不出海了!我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那样,回到父亲身边。
第二天,风力减弱,海面平静。傍晚美丽迷人,太阳清清楚楚地落下去,第二天又清清楚楚地升起来。
怂恿我上船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:"昨晚吹了点风,你一定被吓坏了吧?"
"吹了点风?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!"
"风暴?别犯傻了,这根本算不上啥。来吧,我们弄碗甜酒,把一切都忘了吧!"
我喝了个半醉,抛弃了所有的忏悔,往日的渴望又卷土重来,完全忘记了在危急中发下的誓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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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雅茅斯锚地停泊了七八天。第八天早上,风力大增,海浪高涨,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。
这一次,连水手们自己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。船长自言自语:"上帝啊,可怜我们吧!我们都要完蛋了!"
傍晚,大副恳求砍掉前桅,船长只好同意。主桅失了平衡,船晃得厉害,他们又砍掉了主桅。最糟糕的是——船底漏水了!
我吓得从坐着的床边摔了下来,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。有人把我叫醒,让我一起去抽水。我魂不守舍地走到抽水机边,又晕死过去。
水越积越厚,船就要沉了。船长不断鸣枪求救。有一艘轻舟放下小艇来救我们。
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靠近,我们从船尾抛下缆绳。费了好大的力气,我们终于全部登上了小艇。
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,就看到它沉入了海底。
我们艰难地上了岸,徒步去往雅茅斯。受难者受到了热情款待,商人们给了我们足够的盘缠,让我们可以回家或去伦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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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雅茅斯,我遇到了朋友的父亲——那位船长。他一看见我就神色忧郁,不时地摇头。
"年轻人,你不应该再出海了。你应该把这次当作一个明确无误的凶兆。"
他忽然变得怒气冲冲:"我做了什么孽,竟招来你这样的倒霉鬼上了我的船?你即使出一千镑,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同上一条船了!"
他郑重其事地劝我回家,说老天爷一只可见的手在跟我作对。"你如果不回家,不管你去哪儿,都只会受苦和失望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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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。至于我,口袋里有了些钱,就走陆路去了伦敦。一路上我都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:到底该回家,还是继续去航海?
一想到回家,耻辱之感就立即抵消了归家之念。我不仅会羞于见到父母,还会羞于见到邻居们。
从那以后我就常常观察到:一般人的脾气,尤其年轻人的,是多么古怪无常——不以犯罪为耻,反以悔改为耻;不以犯傻为耻,反以迷途知返为耻。
对海难的记忆渐渐淡忘,我重又向往起航海来。我的厄运固执地推着我走,无法抵挡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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